2006 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法》将此前仅含摄于党内文件中的党管干部原则明确规定在第 4 条，作为根本原则进行了规定。
所以，对于司法的不公正，解决之途可能在别处，力图通过改变法院院长、法官的选任来达到遏制司法恣意，理由并不能完全信服。[22]根据此规定，某新任中级法院院长需异地交流，这种交流是在省内的不同市间进行，获得 A 市委强烈支持的干部，换到 B 市，超出了该市委的辖域，立刻会有无力之感。
[2]《董必武年谱》编写组：《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5 页。由此可见，中国地方各级法院院长在产生上之所以形成上述的格局，更多是出于中国政治的历史积累和对时下政治现实的考量。[12]这种协管身份是一个可以被吸纳入协商的被聆听者，最终决定权并没有交付给上级法院。[1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1999 年 4 月 15 日）。[29]《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 148 页。
[46]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Found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47][美]亨利·J．亚伯拉罕：《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刘泰星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9 月 1版。此前中央直管地、厅一级干部，虽然防止了省一级任用私人，地方势力坐大，但可能导致省一级与地厅一级干部在工作信任度、工作方式上可能扦格不入。他们理所应当地担心如果他们违背先前奠定他们的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政策所遭致的民众反弹或精英层次的分裂。
最后，蒙斯塔法（第五章）追溯了埃及政权1970年代在面对日渐扩张和日益尾大不掉的（unwieldy）的官僚体制时为了恢复纪律约束而如何广泛地扩充行政法院体系的。在这两种解释中，执政党都将很快被其敌手取代，因为他们相信没有司法机关，这个政权和制度将同样存在，其就有动力授权给它们。如果我们把司法独立理解为相对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制度性自治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认为很多威权国家都满足这一形式的要求。即使激进主义者在特定的案件上输掉官司，法院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公开性，制止权力将来的滥用和为激进主义领导人发展技巧方面有利于合法性的反抗。
为什么研究威权统治下的法院？我们的计划应被视作是回应正在出现的政治司法化研究文献的又一个创作（Tate and Vallinder 1995,Shapiro and Stone 2002,Sieder,Schjolden,and Angell 2005）。进入专题： 威权政治 法院 。
然而，不是所有的威权政权都选择利用法院去执行这些功能。【3】 这些功能都有别于在低水平争议上的冲突解决的例行的和普遍的功能（Shapiro 1981）【4】 Perlmutter的在三重结构分类中的威权政权的类型学凸显了这一方面：单一（single）威权制，官僚-军事复合制，统治的平行或辅助结构，比如警察和准军事组织。行政机关预期的报复和在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法院裁决的无效性，通常足能使司法遵从政权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司法-军事关系不很好的国家里，暴力在根本上是超越法律的，也就有更多的致命的和武断的结果。
统一司法的理想模型是常规的司法等级对国内的所有法律争端都有管辖权。在一个稳定的威权政权下，法院能动主义的形式越是典型，就越对处于边缘的政治改革施加微妙的压力，也就越反对触动政权的核心利益。这一部分依次探讨每个功能。控制行政机构与确保精英内聚力授权给法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要驯化国家的行政机构。
最后，源于尊重司法机构的政权合法性依然抡空，除非视法院独立于政府，并不时地否决政府的利益。5、执行有争议的政策，比如允许政治上远离一个政权的核心因素【3】。
因此政府就必须确保不干扰资本的承诺是可信的，而且也必须确保以后不能因为政治便利而食言。可能这种现象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后平民时代的威权政权的紧需的经济改革的持续的延缓。
在所有的这些案例中，统治集团没有一个是出于仁慈而求助于司法制度的。这也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就像蒙斯塔法先前指出的那样，每一个这些靠政权支持的功能的成功都依赖于真正的司法自治的措施（2007）。在统治同盟中保持内聚力是一项艰难的挑战，精英层次的分裂需要细致的安排以使任何一个派系都不能支配其他的派系【5】。根据保罗斯的研究（2002），智利宪法代表了军方四个部分间的一种妥协，这些部分是沿着带有强烈的粘连着的利益而截然不同的社团路线组织起来的，然而1981的宪法法院设定了一种机制使得军事领导人能够按照1980年的文件裁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实施一个政权的政策上，一个人可以识别出法院的自治水平，有的法院只作为纯粹的工具，案件的结果和惩罚都是预先就注定好了的，有的法院相对较为自治，能够判定被告无罪。威权政权不同的地方在于依靠这些组织中的哪个来维持秩序和排斥政治对手【4】。
威权统治者致力于通过激励司法自我自制，设计分散的司法制度，限制接近司法和弱化司法支持网络的方式容忍司法能动主义。不幸的是，对威权国家研究的这项工作还得很多年。
范围是一个截然不同于自治的一个问题（参Guarnieri and Pederzoli 2002）。【9】 海宾克发现独立的智利最高法院却反讽地民主巩固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挑战了在大多数主义政治科学的氛围中对独立法院制衡行政或立法权力和法院要持续地致力于保护对健康的民主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的假定。
唐学亮译（西安交通大学）二十年前，马丁·夏皮罗就积极推动公法学者拓展他们的视野，并且开始研究全部公法而不止于宪法，全部法院而不止于最高法院，全部立法者而不止于法官，全部国家而不止于美国（夏皮罗，1989）。一个降低行政机构管理成本的行政法政权也就同样地改善保护财产权利的承诺。
相反，传统的政治精英控制着法院系统法官梯队的上层，这就约束了那些没有兑现致力于形式化（thin）法治概念的法官【9】。不同的政权在关乎法院确保可信性方面可能处境不同。反讽的是，政权有能力选择案件交与特别法院却有助于常规司法机关司法权的浮现。本书研究的案例展示了威权统治者经常利用司法机构解决许多困扰他们统治的功能紊乱（dysfunction）问题。
儒特和梅强调在对法院的授权和政治制度的根本自由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地，在战后的威权政国家韩国和台湾，像马可斯一样依赖同美国的安全关系，保持了一种形式的宪法合法性的外表。
在弗朗哥的西班牙，玖斯·陶哈瑞（Jose Toharia,1975:495）这样说到，关于他们的选择，晋升，分配和任期，目前西班牙法官看上去是相当独立于行政机构的。金斯伯格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意识形态褪色和等级控制的常规工具无什作用后转向行政法的（又见Solomon 2004）。
无论在民主还是在威权国家，司法权出现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形式的制度性自治，但是在这两种国家司法权本身就不足以有效地制衡权力。历史上，大陆法模型的迅即扩展不仅仅是殖民地扩散的结果，在殖民地殖民者仅仅复制宗主国的法律制度。
只有当正处于被剥夺权力之时，政权的核心利益才算真正被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司法自治被削弱，但法院被广泛地用于排斥政权的反对者。在这些辅助的法院里，行政机关通过非终身的政治任命牢牢地予以掌握，严重地抑制正当程序权，如果其原意还有能力命令再审。有时合法化的目标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
相反，那些还没有牢牢掌控权力的政权一般都不太关心制度变革的长期收益，并且更可能实施掠夺性行为。同样可以理解为什么威权统治者会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是政治上有利的事情。
玛格隆尼（Magaloni）在这本书中对革命制度党治下的墨西哥司法机关的描述似乎阐释了拥有很大范围的形式性权威但却没有自治的司法机关的模型。构成世界人口36%，国家的24%的国家被界定为是不自由的。
法院帮组政权进行社会控制，吸引资本，维持官僚纪律，采取不得人心（unpopular）的政策或提高政权的合法性。当法院树立起它们的权威（power），以及积极主义者网络扩展他们在社会内外的联系以变成政权的一个合理替换的时候，后一种反应就更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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